张国刚品读《资治通鉴》:北朝第一名士的悲喜人生

发布时间:2018-05-27 20:17:22

张国刚品读《资治通鉴》:北朝第一名士的悲喜人生

  北魏(386-557)早期的历史,从道武帝拓跋珪(371-409)的建国开基,历明元帝拓跋嗣(392-423)的整固发展,到太武帝拓跋焘(408-452)的扩张并最终统一北方,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。

  北魏(386-557)早期的历史,从道武帝拓跋珪(371-409)的建国开基,历明元帝拓跋嗣(392-423)的整固发展,到太武帝拓跋焘(408-452)的扩张并最终统一北方,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。其中每一步都有汉族士人的贡献。清河崔浩(?-450)历仕三朝,是北魏早期发展历史中,占有重要分量的一个人物。崔浩之死,不仅是个人政治生涯的悲剧,也是北魏早期历史发展中诸多矛盾的反映。

  北魏的开国君主魏道武帝拓跋珪,趁淝水之战后,前秦分崩离析之际,于386年重建代国,不久改国号大魏。拓跋珪少年英雄,智勇兼备,灭后燕,拓疆土,雄才伟略,英勇善战,却染上了魏晋人的富贵病,喜食寒食散。寒食散是一种从矿物质中提取的毒品,《千金方》里有此一药,食者不仅形成药品依赖性,而且病发时会让人产生幻觉,行为乖张,性格多疑。拓跋珪发病,性格烦躁,忿怒无常,总是担心周围的人会谋害他,或数日不食,或彻夜不眠,整天自言自语地唠叨,平生有哪些成败得失。他在听取百官奏事的时候,会突然想起其过往缺失,立即命左右拖下杀死,呈尸于寝宫天安殿前。“是时,群臣畏罪,多不敢求亲近,唯著作郎崔浩恭勤不懈,或终日不归。”崔浩与其父吏部尚书崔宏一样,“未尝忤旨,亦不谄谀,故宏父子独不被遣。”

  崔宏家族世代与十六国政权打交道,“祖悦,仕石季龙,位司徒右长史。父潜,仕慕容暐,为黄门侍郎。并以才学称。”崔宏本人号为神童,在前秦苻融帐下,“出总庶事,入为宾友”,后又事后燕慕容垂。拓跋珪灭后燕,崔宏归附北魏,参与制度草创,是真正的北魏开国元勋,大魏的国名,第一次被用于对东晋的交往,就是崔宏所定。

  在父亲崔宏还是朝廷红人的时候,崔浩以工于书法,被召为左右。拓跋珪因为狂怒暴躁,被次子拓跋绍所杀。409年,太子明元帝拓跋嗣即位,崔宏累官至天部大人(相当于六部尚书中的吏部尚书),以赠司徒去世,子崔浩袭爵白马公,并升任为博士祭洒。崔浩为拓跋嗣讲解《易》及《尚书洪范》。拓跋嗣十分神往,因而向崔浩询问有关天文、术数方面的事,“浩占决多验,由是有宠,凡军国密谋皆预之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116)

  崔浩懂术数占候,运用占候帮助北魏君主决策,是他机智的表现。415年,朝廷讨论天灾迁都的问题。

  北魏因连遭霜旱,粮食短缺,云、代一带闹饥荒。专司天文历法的太史令王亮、苏坦向拓跋嗣建言:“按谶书,我大魏国当建都于邺城,可得丰乐。”迁都是件大事,拓跋嗣以此问群臣,博士祭酒崔浩、特进周澹提出反对:“迁都于邺,可以救今年之饥,非久长之计也。”为什么呢?

  “山东之人,以国家居广漠之地,谓其民畜无涯,号曰牛毛之众。今留兵守旧都,分家南徙,不能满诸州之地,参居郡县,情见事露,恐四方皆有轻侮之心”;“且百姓不便水土,疾疫死伤者必多。”“又,旧都守兵既少,屈丐(拓跋嗣贬称赫连勃勃为屈丐)、柔然将有窥窬之心,举国而来,云中、平城必危,朝廷隔恒、代千里之险,难以赴救,此则声实俱损也。”

  第一是,迁都于南方,会使鲜卑拓跋部人口稀少的劣势暴露无遗,“情见事露,恐四方皆有轻侮之心”。北方少数民族能够统治中原,就是因为其部落有组织,汉地民众在国家政权瓦解之后,就很难被组织起来。而之所以难以被组织起来,原因之一就是信息不对称,恐惧凶悍的游牧民族,谓其民畜无算,号称“牛毛之众”。一旦露馅,四方必然有豪杰出来组织造反。第二是,北地民众迁徙到山东,不服水土,疾病死伤必多。第三是,旧都守兵少,北边柔然等部族觊觎南侵,云中、平城必危,恒、代之间相隔千里,道路险阻,恐怕难以相救。这样真是声势俱损了!

  相反,我们现在据守北边,山东有变,轻骑南下,山林沟壑之间,“孰能知其多少!百姓望尘慑服,此国家所以威制诸夏也。”等待来春草生,乳酪将出,兼以菜果,得以秋熟,则事济矣。拓跋嗣问:如今仓廪空虚,无以待来秋,若来秋又饥,将若之何?崔浩问答说:目前宜简择饥贫之户,使就谷山东,以解燃眉之急;若来秋复饥,当更图之,但方今不可迁都耳。于是,拓跋嗣采纳了崔浩的建议,鼓励耕种,劝课农桑。次年丰收,民遂富安。(《资治通鉴》卷117)

  然而,崔浩获得北魏高层的认同,确实与他神通广大,善于阴阳占候有关。当年后赵石虎奉佛图澄为军师,迷信色彩浓厚,拓跋嗣信的是神秘的占星术。

  史家称赞崔浩“少好文学,博览经史,玄象阴阳,百家之言,无不关综,研精义理,时人莫及。”(《魏书崔浩传》)崔浩的星占术,就是善于把天象与人事相结合。“浩善占天文,常置铜铤于酢器中,夜有所见,即以铤画纸作字以记其异。”夜有所见,记其所思,贯通天人,不完全拘泥于天文表象,这就是崔浩星占术的过人之处。这与他的同僚下属高允完全不同,“允虽明历,初不推步及为人论说”。(《资治通鉴》卷123)

  试举一例。有一年,皇宫里无由头地发现了一只兔子,经调查,兔子绝对没有可能混进宫中,大概门禁的卫士也不敢说自己曾经打盹,拓跋嗣让崔浩推算一下,兔子怎么混进宫中的。偌大的皇宫,怎么会有兔子进来?这样的破事居然让军师去算,说明拓跋家族迷信到什么程度!还是崔浩脑子转得快。“当有邻国贡嫔嫱者,明年(415)姚兴果献女”。

  十月初二,后秦国西平公主出嫁魏国,拓跋嗣以后礼纳之。这一年,拓跋嗣虚岁18岁,秦女铸金人不成,乃以为夫人,“宠遇甚厚”。国君娶妻,乃是大事。后秦姚兴为了安排好后事,要稳定与北魏的政治关系,乃嫁公主给拓跋嗣,这种事情一定不是心血来潮,要协商、谋划很久,参与机密的崔浩,定然预知。读者至此,对于崔浩的星占和料事如神,当可莞尔。

  娶秦女之后数月,魏太史奏:“荧惑在匏瓜中,忽亡不知所在,于法当入危亡之国,先为童谣妖言,然后行其祸罚。”拓跋嗣召名儒十馀人,使与太史议荧惑所诣,崔浩对曰:“按《春秋左氏传》,神降于莘,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。庚午之夕,辛未之朝,天有阴云;荧惑之亡,当在二日。庚之与午,皆主于秦;辛为西夷。今姚兴据长安,荧惑必入秦矣。”其他人都忿怒地说:“天上失星,人间安知所诣!”崔浩笑而不应。后八十馀日,荧惑出东井,留守句己,久之乃去。后秦大旱,昆明池竭,童谣讹言,国人不安,仅隔了一年,后秦为东晋所灭亡。“众乃服浩之精妙。”

  417年,东晋权臣刘裕,趁后秦姚兴死亡不久,新君姚泓暗弱,发兵大举伐秦。后秦遣使求救于魏,毕竟是姻亲嘛。拓跋嗣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对策,众人皆曰,潼关天险,刘裕以水军攻之,甚难;若晋军登岸北侵,其势便易。所以,刘裕声言伐秦,其志难测,也许目标是冲我大魏而来。再说,后秦与我,婚姻之国,不可不救。宜发兵断河上流,阻止刘裕,勿使得西。

  长安、洛阳是中原王朝的核心地区,收复北方,首要目标是建都长安的后秦,认为刘裕会攻打建都平城的北魏,确实是皮相之论。博士祭酒崔浩的见解独树一帜,就是基于这种基础判断。

  崔浩分析说,刘裕要攻打后秦谋划已久。今姚兴死,继任姚泓怯懦无能,国多内难。刘裕乘其危而伐之,志在必取。我们不必招惹他,“若遏其上流,裕心忿戾,必上岸北侵,是我代秦受敌也。”如今柔然寇边,民食缺乏,若复与刘裕为敌,非良计也。不若借给晋兵黄河水道,任其西行伐秦,然后屯兵以塞其东归之路。“使裕克捷,必德我之假道;不捷,吾不失救秦之名。此策之得者也。”进一步说,南北生活习惯很不同,即使我们放弃恒山以南,刘裕必不能以吴、越之兵与我争守河北之地,何必担忧!“夫为国计者,惟社稷是利,岂顾一女子乎!”拓跋嗣总体采纳了崔浩的方针,同时派长孙嵩督山东诸军事,又遣振威将军娥清、冀州刺史阿薄干将步骑十万屯河北岸,以为预备。

  此后,拓跋嗣多次与崔浩研讨刘裕北伐形势,或在侍讲之时,或在朝堂之中,崔浩条分缕析,鞭辟入里。

  拓跋嗣问:“刘裕伐姚泓,果能克乎?”崔浩认为必克无疑。首先,他肯定刘裕的才华,认为后秦主姚泓不是其对手。还说,刘裕白手起家,其才能过人,在慕容垂之上。其次,他不赞成拓跋嗣趁刘裕北伐之际南征的想法,理由是:大魏之西有屈丐(拓跋嗣贬损赫连勃勃的称呼)夏政权,北方的柔然,总是伺机犯境;长孙嵩长于治国,短于用兵,不是刘裕的对手。崔浩更有远见地提出,刘裕不可能留居关中,他的目的只是打出声望,回到东晋后必将篡位,即使他留兵屯驻,关中也必然守不住。“愿陛下按兵息民,以观其变,秦地终为国家之有”,我们就等待时机好了!(《资治通鉴》卷118)

  崔浩还谈了他对最近国际时局的看法:“臣尝私论近世将相之臣:若王猛之治国,苻坚之管仲也;慕容恪之辅幼主,慕容暐之霍光也;刘裕之平祸乱,司马德宗(晋安帝)之曹操也。”至于屈丐(赫连勃勃),崔浩认为,其“乘时缴利,盗有一方,结怨四邻。撅竖小人,虽能纵暴一时,终当为人所吞食耳。”拓跋嗣大悦,两人语至夜半。

 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对国际形势的总体把握,崔浩解析天象人事,就能自出杼机,理论联系实际,高人一筹。最让拓跋嗣心折的是对刘裕篡位的预测。刚才的分析中,崔浩已经预测刘裕就是当今的曹操。这对于崔浩来说,不难预测,对于拓跋君主则未必。

  418年,“彗星出天津,入太微,经北斗,络紫微,八十馀日而灭。”魏主拓跋嗣召诸儒、术土问之曰:“今四海分裂,灾咎之应,果在何国?朕甚畏之。卿辈尽言,勿有所隐!”群官都推崔浩出来应对,崔浩曰:“夫灾异之兴,皆象人事,人苟无衅,又何畏焉?昔王莽将篡汉,彗星出入,正与今同。国家主尊臣卑,民无异望,晋室陵夷,危亡不远;彗之为异,其刘裕将篡之应乎!”众无以易其言。两年之后,刘裕果然废晋受禅,魏主派人专门把崔浩请来,说,你当初预测的事完全应验啦!我终于相信天道的神秘了。(《资治通鉴》卷119)

  423年,拓跋嗣去世,太武帝拓跋焘登基。北魏进入大规模统一时期。崔浩是拓跋焘最重要的谋臣之一。灭赫连夏、破柔然、灭北凉,最终完成北方的统一,崔浩谋划决策,运筹帷幄,往往引占星术佐助自己的论证,深获太武帝信任。

  赫连勃勃,本姓刘,是匈奴贵族刘北辰之子。以统万城(今陕西榆林靖边县)为都城,建立夏国。刘裕退兵后,曾攻入长安。425年,夏世祖赫连勃勃(381-425)死,其子赫连昌(?-434)即位。胡夏政权成为北魏选择的打击目标。“魏主闻夏世祖殂,诸子相图,国人不安,欲伐之。”

  此时,北魏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柔然的战事并未了结,大将长孙嵩(358-437)等担心,如果夏国坚城固守,以逸待劳,柔然大檀(?-429)可汗闻之,乘虚入寇,将十分危险。崔浩又搬出星象说事,“往年以来,荧惑再守羽林、钩己而行,其占秦亡。今年五星并出东方,利于西伐。天人相应,不可失也。”拓跋焘完全采纳了崔浩的意见,遣司空奚斤(369-448)等两路人马分别袭击蒲阪(今陕西永济市)和陕城(今河南三门峡西),赫连昌企图联络柔然负隅顽抗,仍然不敌北魏的进攻。427年七月,魏太武帝拓跋焘率军力战攻入统万城,消灭了夏国。

  柔然,北魏蔑称蠕蠕,或谓东胡之苗裔,或称匈奴之别种,是鲜卑拓跋部崛起时北方草原的劲敌,明元帝时曾修筑长城以御之。魏太武在击破胡夏、北燕过程中,都要分兵防备柔然。429年,魏太武帝决心讨伐柔然。临行前,治兵南郊,举行祭天典礼,誓师大会。“内外群臣皆不欲行,保太后(太武帝拓跋焘乳母窦氏)固止之,独崔浩劝之。”

  反战派推出太史令张渊(《北史》避唐讳作张深)、徐辩为代表,称述不宜出征的理由。张、徐二人过去是赫连夏主管天象的官员,是星占术方面的专家,他们说,今岁月食,太白在西方,不可举兵,北伐必败;即使克敌,于主上也不利。他们的看法得到群臣的唱和,说张渊当年曾经谏苻坚南伐,所言无不中,不可违也。拓跋焘有些犹豫不决,敦请崔浩与张渊等当面辩论。都是士人,都懂天文星象,崔浩号称博学,可张渊等却是专家。

  崔浩对于张渊、徐辩的诘难,首先从星象开始:“阳为德,阴为刑,故日食修德,月食修刑。夫王者用刑,小则肆诸市朝,大则陈诸原野(即发动战争)。今出兵以讨有罪,乃所以修刑也。臣窃观天文,比年以来,月行掩昴,至今犹然。”这种天象意味着什么呢?“其占(“占”指这种星象所指示的征兆),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。(在占星术上,昴宿(旄头)的图像是一个鸡头将军,故此处崔浩说,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。)蠕蠕、高车(北方游牧民族泛称),旄头之众也。愿陛下勿疑。”

  张渊、徐辩的失误在于,他们没有与崔浩在星象学上死磕,而是迅速转换主题,说:“蠕蠕,荒外无用之物,得其地不可耕而食,得其民不可臣而使,轻疾无常,难得而制;有何汲汲,而劳士马以伐之?”

  这下子,崔浩心底发笑了,回击说:“渊、辩言天道,犹是其职,至于人事形势,尤非其所知。此乃汉世常谈,施之于今,殊不合事宜。何则?蠕蠕本国家北边之臣,中间叛去。今诛其元恶,收其良民,令复旧役,非无用也。”

  崔浩又紧逼一步说,世人皆谓张渊、徐辩通解数术,明决成败,臣请试问之:两年前夏国都城统万未亡之前,你们作为夏国的天文专家,是否看出了败征?若其不知,是无术也;若知而不言,是不忠也。当时胡夏亡国之君赫连昌就在辩论现场,张渊等确实未尝预言,惭不能对。这样的诘难,虽然使魏太武帝拓跋焘乐开了怀,也显示出崔浩的伶牙俐齿,争强好胜,总有些不够厚道。

  朝议会后,公卿或担心地对崔浩说:“今南寇方伺国隙,而舍之北伐;若蠕蠕远遁,前无所获,后有强寇,将何以待之?”崔浩说不先破蠕蠕,则无以待南寇。当年以刘裕之雄杰,吞并关中,留其爱子,辅以良将,精兵数万,犹不能守。“况义隆今日君臣非裕时之比!主上英武,士马精强,彼若果来,譬如以驹犊斗虎狼也,何惧之有!”柔然恃其绝远,以为我们力不能制,对我们的突袭没有防备,“故夏则散众放畜,秋肥乃聚,背寒向温,南来寇钞。今掩其不备,必望尘骇散。”短暂辛劳,换来的是永久安宁,此等时机,决不可失!“今上意已决,奈何止之!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121)

  拓跋焘亲征,分道奇袭,柔然遁走后,魏兵舍弃辎重,轻兵追击,直抵栗水(今黑龙江呼伦湖之流克鲁伦河),大胜而归。魏军凯旋,回到平城,太武帝拓跋焘徙柔然、高车降附之民于漠南,绵延三千里,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。从此之后,“魏之民间马牛羊及氈皮为之价贱。”

  北凉(401-439为匈奴支系卢水胡人沮渠蒙逊(366-433)创立,是十六国中的一个小国。北凉一直称臣于北魏,沮渠氏与拓跋氏也是姻亲关系。433年,沮渠牧犍(?-447)继位,魏太武帝欲讨之,先问崔浩。崔浩主张出其不意往击之!“今出其不意,大军猝至,彼必骇扰,不知所为,擒之必矣。”拓跋焘称善!

  大将奚斤等三十人联合反对,提出了两条反对意见。一个是不必要,西陲下国,职贡不乏,朝廷待以籓臣,妻以公主,罪恶未彰,何必动武;另一个是不值得,其地卤瘠,难得水草,大军既至,彼必婴城固守,攻之不拔,野无所掠,此危道也。反战派中的尚书李顺,与崔浩为姻亲,出身赵郡李氏家族,曾多次出使北凉,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,力证其地皆枯石,绝无水草。“环城百里之内,地不生草,人马饥渴,难以久留。”坐实奚斤等的意见不虚。

  是任其为朝贡之国,还是攻取为郡县,这二者之间的差别,不言自明。因此,对于第一个理由大家不再坚持,于是“彼无水草”,就成为最主要的反对理由。

  崔浩不愧号称博学,他引《汉书地理志》称,“凉州之畜为天下饶”,若无水草,畜何以蕃?又,汉人怎么会在无水草之地筑城郭、建郡县?再说,如果积雪融化之后,仅能收盖住尘土,如何得以通渠溉灌?这不是明摆着在欺瞒真相吗?李顺坚持说:“耳闻不如目见,吾尝目见,何可共辩”崔浩厉声谴责:“汝受人金钱,欲为之游说,谓我目不见便可欺邪!”双方已经撕破了脸面。拓跋焘始终在会场之外隐蔽处听着,听闻至此,乃出来会见,辞色严厉,群臣不敢复言反对。(《资治通鉴》卷123)

  及至攻下北凉,魏太武帝见姑臧(今甘肃武威市)城外水草丰饶,由是恨李顺,谓崔浩曰:“卿之昔言,今果验矣。”崔浩回答:“臣之言不敢不实,类皆如此。”魏太武帝讨伐凉州之前,太子拓跋晃也有疑虑。于是,太武帝特定写信给太子晃说:“姑臧城东、西门外,涌泉合于城北,其大如河。自余沟渠流入大漠中,其间乃无干燥之地”,太子,你就放心吧!

  439年,魏太武帝大军攻破姑臧(今甘肃武威)城,灭北凉,沮渠牧犍被擒,北魏终于统一了北方地区。

  由于屡建其功,拓跋焘对崔浩的欣赏,无以复加,可以称之为北魏第一名士。皇帝到崔浩家就像朋友串门一样,询问灾异之事。有时仓猝之际,崔浩不及束带;有时恰逢用餐,有什么吃什么,虽非精美之食,拓跋焘必为之举箸,或临走时站着尝一口,以示关系亲密。

  拓跋焘还引崔浩出入卧内,说:“卿才智渊博,事朕祖考,著忠三世,故朕引卿以自近。卿宜尽忠规谏,勿有所隐。朕虽或时忿恚,不从卿言,然终久深思卿言也。”这番的意思很明白,我有时候脾气不好,你不要见怪,不要因此而噤口不言。

  他指着崔浩,对新归附的高车渠帅说,“汝曹视此人纤细懦弱,不能弯弓持矛,然其胸中所怀,乃过于兵甲。朕虽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决,前后有功,皆此人所教也。”又敕尚书曰:“凡军国大计,汝曹所不能决者,皆当咨浩,然后施行。”

  431年,九月,拓跋焘下诏,以太尉长孙嵩为柱国大将军,左光禄大夫崔浩为司徒,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为司空。长孙道生清俭廉洁。宫廷歌者唱道:“智如崔浩,廉若道生。” 这个歌词是拓跋焘拟定的。

  河西王沮渠蒙逊遣尚书郎宗舒等入贡于魏,拓跋焘宴会上,拉着崔浩的手,对宗舒等人说:“汝所闻崔公,此则是也。才略之美,于今无比。朕动止咨之,豫陈成败,若合符契,未尝失也。” 魏太武帝请崔浩主持编修《国史》,也体现了对崔浩的信任。

  崔浩的仕途,在魏太武帝时期,官至司徒,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;却也是在此时期被太武帝所杀,而且满门抄斩。死后不到两天,太武帝就颇带悔意地说,崔司徒死得可惜。

  其实,拓跋焘即位之时,崔浩的命运就有一些波折。《魏书崔浩传》称,“世祖即位,左右忌浩正直,共排毁之。世祖虽知其能,不免群议,故出浩,以公归第。及有疑议,召而问焉。”《资治通鉴》记载这件事的时候,没有“忌浩正直”四字,而且置于“尤不喜佛法,曰何为事此胡神”之后。(《北史崔浩传》)两相比较,可以看出,崔浩得罪人不少,包括佛教信仰的上层人士。

  崔浩在同僚之间说话,语气比较冲,比较傲。包括对待胡族将领。他说长孙嵩长于治理,拙于用兵,可是,长孙嵩是北魏的名将,这话传到他耳朵中,能高兴吗?崔浩对太子晃也不放在眼中。《资治通鉴》是这样记载的:“魏司徒崔浩,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,专制朝权,尝荐冀、定、相、幽、并五州之士数十人,皆起家为郡守。”

  太子拓跋晃反对说:“先征之人,亦州郡之选也;在职已久,勤劳未答,宜先补郡县,以新征者代为郎吏。且守令治民,宜得更事者。”太子晃的意思是,此前所征的士人(大约就包括高允等)任职时间长,应该先补州郡之职,新征之士应该先担任郎吏等辅佐官吏,以为担任郡守这样的亲民官,应该有一定的从政经验。但是,崔浩“固争而遣之。”

  这件事的背景是,随着北魏对于北方统一的完成,很多地方郡守之类的文官,需要汉族士人出任,方便统治汉地百姓,那些已经在政府任职的先征官员,与拓跋政权已经有很好的磨合,多少也有一定的合作经验,太平线)十一月,太武帝下诏,令皇太子副理万机,总统百揆。崔浩无视太子的权威,“固争而遣之”,实在是忘记了自己的本分。难怪中书侍郎、领著作郎高允(390-487)闻之,谓东宫博士管恬曰:“崔公其不免乎!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,将何以堪之!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125)高允的意思是,崔浩的主张本来就不对,却要与太子晃争强好胜,恐怕没有好下场啊。

  赵郡李顺,同为士族高门,且是其姻亲。426年,平定西夏时,拓跋焘欲以中书博士李顺总前驱之兵,访于崔浩,崔浩说:“顺诚有筹略,然臣与之婚姻,深知其为人果于去就,不可专委。”太武帝听从了崔浩的话。“浩与顺由是有隙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120)

  神麚四年(431年),魏主诏曰:“今二寇摧殄,将偃武修文,理废职,举逸民。范阳卢玄、博陵崔绰、赵郡李灵、河间邢颍、勃海高允、广平游雅、太原张伟等,皆贤俊之胄,冠冕州邦。《易》曰:我有好爵,吾与尔縻之。如玄之比者,尽敕州郡以礼发遣。”遂征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,差次叙用。

  于是,崔浩欲大整流品,明辨姓族。卢玄止之曰:“夫创制立事,各有其时;乐为此者,讵有几人!宜加三思。”崔浩不从,“由是得罪于众。”这个“众”是多少人?从崔浩被杀,几乎无人为其缓颊来看,崔浩其实已经在汉族儒士中很孤立。至于他是如何为汉族士人家族定流品高下的?我们现在没有材料加以证明,但是,从其敢于出于一己之私,与太子晃争执士族官员的任命上看,大约确实如高允所言,“私欲没其廉洁,爱憎蔽其公直”。

  在攻打柔然的问题上,与汉族出身的大将刘洁发生冲突,互相攻击,最后以刘洁的被罚而告终。《魏书刘洁传》说,刘洁“朝夕在枢密,深见委任,性既刚直,恃宠自专。世祖心稍不平。”又说,刘洁“既居势要,擅作威福,诸阿附者登进,忤恨者黜免,内外惮之,侧目而视。” 刘洁最后以谋反处死。崔浩其实也犯了与刘洁同样的错误。

  北魏前期的政治制度,虽然到了太武帝时期,由于版图的扩张,带来了治理的复杂性,汉人参掌机密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,但是,总体而言,汉族士人依然是参划谋议的角色。神麚四年(431)广征士人入朝,范阳卢玄、渤海高允等三十五人,无一人任要职,即使是身为司徒的崔浩,虽获宠任,手中毫无实权。但是,随着魏太武帝的宠任加深,崔浩就有一些飘飘然了。

  崔浩侄女婿王慧龙,出自太原王氏,东晋末被刘裕满门抄斩,辗转来到北魏。在崔浩的策划下,弟崔恬以女妻之。太原王氏家族素有齄鼻(酒糟鼻),江东谓之“齄王”。崔浩一见王慧龙的大红鼻子,夸赞说:“确实是太原齄鼻王,真是贵种啊!”在朝廷公卿中逢人就夸赞不停。司徒长孙嵩闻之不悦,对魏太武帝抱怨说,崔浩“嗟服南人,则有讪鄙国化之意”。惹得魏太武帝大怒,特地把崔浩找来责难一顿,“浩免冠陈谢得释”。王慧龙因此被压着不予以重用。此可以事看出太武帝对于汉人的疑忌。

  北魏的秘书监是一个学术机构,其下著作局主掌著述之事。有两位著作令史(秘书)闵湛、郗标很会巴结崔浩,崔浩曾注《易》及《论语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,水平如何,不得而知。这两位下属上疏皇上说,“马(融)、郑(玄)、王(肃)、贾(逵)所注经书,不如崔浩之精微,请收缴境内诸家所注经书,向全国颁发崔浩所注,令天下习业。并请求,国家正式命崔浩继续注《礼传》,“令后生得观正义。”这不是明明给崔浩抬轿子么!官做大了,学问也就大了!马融、郑玄、王肃、贾逵,是东汉以来最著名的经学家,都不如崔司徒的经学水平?这种拍马屁的言论,崔浩很受用,向朝廷推荐闵湛、郗标有著述之才。拓跋贵族大概不一定完全能搞清经书著述的优劣,可是汉族士人一看就明白是怎么回事,故高允说:闵湛、郗标干的这种事,恐怕会给崔大人找麻烦啊!这两位马屁精还建议把崔浩主持修撰的《国史》刊刻于石碑,以彰显直笔。石碑立于郊祀祭坛之东,方圆百步,费功浩大。“浩书魏之先世,事皆详实,列于衢路,往来见者,咸以为言。北人无不忿恚,相与谮浩于帝,以为暴扬国恶。帝大怒,使有司案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。”

  北人忿恚什么?“暴扬国恶”啊!把鲜卑族旧日的落后习俗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,已经比较熟悉汉文明的鲜卑高层来说,对此已经高度敏感。也就是说汉鲜之间的民族矛盾,以这种方式暴露出来。之前,在北方统一战争中,鲜卑高层还需要汉族士人为其谋划统筹,如今天下初定,对于汉族士人的高调行为,必须打压,以儆效尤。崔浩的狂妄自大,招来杀身之祸,这是高允作为旁观者看得很清楚的。

  但是,问题还不至于如此简单。从牵连到案情中高允的话来说,“浩之所坐,若更有馀衅,非臣敢知;若直以触犯,罪不至死。”如果只是书写国史的问题,罪不至死。那么还有什么“余衅”呢?高允说:“崔浩辜负圣恩,以私欲没其廉洁,爱憎蔽其公直,此浩之责也。至于书朝廷起居,言国家得失,此为史之大体,未为多违。”可见,崔浩有贪腐和枉法(爱憎蔽其公直)等罪。

  公元450年,农历六月初十,平城的夏天,依然寒冷,崔浩的宗族及姻家范阳卢氏、太原郭氏、河东柳氏,并被夷族,其余被杀者数百人。在押送崔浩赴城南行刑的槛车上,卫士数十人往崔浩头上溲尿,呼声嗷嗷,闻于行路。两天之后(六月初十二日),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巡阴山。既诛崔浩而悔之,说“崔司徒可惜!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125)

  老子说,天欲其亡,必令其狂!不能说崔浩不懂政治,不能说崔浩不懂谋略。但是,政治有不同的层面,谋略有不同的侧面。崔浩懂得谋事,不完全懂得谋身。谋身不是说要为自己的私利打算,相反,崔浩就栽在私利私愤,障蔽了自己的眼光和判断力。谋身的最大保障是既明且哲,审时度势,仁爱待人,知进知退;越是在官运亨通的顺境中,越不要忘乎所以!崔浩倚仗皇帝的宠任,专权狂傲,死于非命!诚如史家所言:崔司徒可惜!

  专栏作者:张国刚,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,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,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,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、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。

  云:中国有两部大书,一部是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另一部是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,都是有才气的人,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写的。唯其有才,故能写出好书,值得阅读;唯其不得志,故能写出深刻的书,值得参悟。

  司马迁纵横恣肆,直抒胸臆。《货殖列传》,阅尽人间百态;《刺客列传》,沉郁凄美,荡气回肠。《史记》不虚美,不掩恶,尽显真精神。

  司马光厚德载物,忧国忧民。《资治通鉴》专取关国家兴衰、系生民休戚,力求警钟长鸣、读史明智,“善可为法,恶可为戒”,赤子之心淋漓尽致。

  如果说《史记》展现了道家的自由与洒脱,那么《通鉴》则体现了儒家的使命和责任。鉴于《资治通鉴》用294卷的篇幅,记载了战国之赵宋建立前1362年的历史(若加上倒叙则超过1400年),涵盖了“二十四史”中十九部正史的内容。其内容之深厚、史实之繁复,则是《史记》所不能比的。

  上起公元前403年,下迄公元959年,一千三百多年间华夏大地究竟发生过怎样波澜壮阔的历史?300多万字的《资治通鉴》,只是执政者“鉴于往事,有资于治道”的治国宝典吗?普通人如何从这部煌煌大著中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处,领略中华文化的深沉智慧?应凤凰网国学频道邀请,历史学家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、教育部“长江学者”特聘教授张国刚先生开辟《品读资治通鉴》专栏,为我们作详细解读。

  王夫之《读通鉴论》认为,读史之旨趣,可以自淑、可以诲人,可以知道而乐!这个“道”是什么呢?如何去达到这个“道”的境界呢?是司马迁的无拘无束,还是司马光的家国情怀,这则是可以任由读者诸君去选择的。